■  殷伟

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因为它反映了一方土地或一个群体的精神品格。

楚剧《大别山人》取材于革命老区湖北红安县的真实故事。讲述红军战士王福和青梅竹马的恋人桂英凭着“大别山作证”，立下了“不死就回”“不死就等”的生命诺言。该剧深情歌颂了大别山儿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紧跟共产党走的无悔抉择；展现了大别山军民在历史紧要关头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革命风骨；演绎了老区人民在革命斗争岁月里勇当先锋、不胜不休的民风传统和英雄气概。

作为湖北省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楚剧自“大革命”时期改名以来，便深深地镌刻上了革命烙印。在共产党人李之龙的推动下，楚剧不仅获得了在汉口租界外公开演出的合法地位，更开办了“楚剧演员训练班”，创作改编了《南归》《终身大事》《农家乐》等反封建、求民主的剧目。1938年，在周恩来、郭沫若、田汉同志领导下，六个楚剧抗敌流动宣传队组建成立。楚剧艺人不畏艰险，奔走于前线、敌后与大后方，开展鼓舞士气、宣传抗战的救亡演出。活跃在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组建楚剧队，冒着炮火编演了《赶杀记》《贪污乡长》《反共害民记》《长沙沦陷记》等剧目，被誉为“部队的宝贝，抗战的宣传兵”。

凭借质朴自然的表演、灵活多变的程式，楚剧始终贴近生活、紧跟时代，在血与火的岁月里构筑起军民同心的精神桥梁。大别山区“抓把土就能渗出鲜血”的红色基因与楚剧独特的现实主义气质，共同孕育了楚剧《大别山人》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大别山女子桂英与革命恋人王福之间历经时间洗礼和情感考验的传奇故事，正是大别山精神生动感人的具象化呈现。桂英九年“不死就等”的坚守，暗合大别山军民“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回头”的理想信念；王福从战士到军长的成长轨迹，鲜明地折射出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底色。桂英和憨哥为保护革命烈士后代而强忍羞辱假扮夫妻，没有任何外在的动机，只有老区人民对革命的忠诚与无私奉献。

该剧在音乐上将湖北监利民歌《送郎当红军》作为贯穿全剧的主题曲，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域色彩无形中拉近了观众与剧情的情感距离。江陵民歌《喇叭调》两次出现婚礼场面，第一次出现是憨哥背桂英嫁王福，第二次是王福背桂英嫁憨哥。就作为个体的王福、桂英与憨哥而言，命运弄人的悲剧色彩若隐若现。这种绝非简单叙事的情爱纠葛将大别山“军民鱼水情”的微观写照，进一步升华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生命力的崇高礼赞。舞美设计上深挖大别山生活印记，以蜿蜒石板路、温暖火塘、质朴竹篱笆构筑典型环境。配合“盼归”的凄清冷寂与“重逢”的炽热浓烈等场景转换，舞台在虚实之间，不仅还原了历史空间，更引领观众触摸、攀登大别山人那巍峨的“精神海拔”——一种在苦难中淬炼、在奉献中升华的信仰高度与人性光辉。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大别山人民历时28年，多达200多万人参军参战。“家家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凝练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打敢拼、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奋斗精神。

楚剧《大别山人》的成功，是楚剧革命基因在新时代的赓续与创新性表达。它生动诠释了作为扎根于荆楚大地、与人民命运紧密相连的地方剧种，楚剧从未停止过对时代的感应与对崇高精神的颂扬。它不仅是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革命爱情故事，更是通过精湛的楚剧艺术形式将大别山精神熔铸成一座巍峨的艺术丰碑。这出戏让“大别山人”的形象从历史的记忆中鲜活地站立起来，他们用生命和忠诚所铸就的精神品格，通过楚剧的唱念做打、音舞光影，穿越时空，深深叩击着当代观众的心灵，成为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它证明了植根于群众、承载着红色基因的楚剧，在传承党的精神品格、凝聚民族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魅力。

历经革命烽火的淬炼与和平年代的拓展，楚剧承载的大别山精神并未尘封于历史，而是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在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中，焕发出多元而强劲的生命力。楚剧院团创排的《弯树直木匠》《淬火》（湖北省实验楚剧团）、《青年董必武》《蓝衣先生》（红安县楚剧团）、《滠水英雄》（黄陂区楚剧团）、《县长扶贫》（蔡甸区楚剧团）、《乡里乡亲相亲》（武汉市楚剧院），将大别山精神投射到抗洪抢险、脱贫攻坚、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中。大别山精神始终以“精神坐标”的姿态，指引着文化传承的方向、青年奋斗的路径与区域发展的动力。当青年以文化自觉重构历史记忆，当精神力量转化为新时代的改革实践，大别山精神便完成了从革命岁月到新时代的价值跨越，成为荆楚大地永不停息的精神动能。

（作者系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二级编剧）